2017年6月12日，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哲学家工作坊”第十一期在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工作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的主讲人是武汉大学的叶茹副教授，由外国哲学教研室的胡星铭老师主持。来自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和学生共计十余人参与了此次工作坊。此次工作坊讨论了叶老师的新作Uniqueness and the Value of Rationality（《唯一性与理性价值》）。在活动的最后，叶老师还与大家交流了发表英文论文，以及申请国外博士学位的的感受与经验。

工作坊开始，胡星铭老师向各位同学介绍了叶茹老师的相关学术信息。随后，叶茹老师较详细地为老师同学们介绍了文章的问题来源。近年来，同行异议现象（peer disagreement）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开始认真地面对如下问题：一个与自己智力相当，专业相同的人，作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判断，这是否构成自我怀疑的充分理由。在这场讨论中，唯一论理论家（uniqueness theorist）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认为对于给定证据组，只存在一个唯一的（unique）信念态度是理性的；但宽容论理论家（permissivist）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除了证据以外还有其他决定理性的因素，比如认知标准，思维起点，以及平衡求真目标与避免错误目标的方法偏好等等。叶茹老师的文章致力于揭示唯一论的一个不融贯之处：一方面坚持理性的内在价值（internal value），另一方面也试图坚持证据支持的绝对有效性；前者是先验的，后者的后验的。

活动的主体部分是提问交流环节。周理乾向叶茹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他请叶茹老师解释“Truth-conductive”和“guidance value”的区别。叶茹老师认为，虽然两者都是走向真理的概念，但前者强调理性有助于走向真理，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后者也强调引导作用，更多是对人心灵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是: 在最后一个关于房地产的例子中，说相信这个朋友是可靠的，与这次朋友给我的建议是错误的，似乎并不冲突。这两者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待的，前者之所以可靠是长期来看，而后者只是这一次错误。叶老师做如下回应：这里只是说如果认为证据支持的可靠指示者理论(reliable-indicator theory of evidential support)是正确的，那么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矛盾，即相信现在是投资的好时机是理性的，因为你朋友以往的资历是可靠的证据，但相信现在是投资的好时机也是非理性的，因为你自身失败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个信念。接着，周理乾请叶茹老师对贝叶斯确证理论与唯一性(uniqueness)的冲突作出进一步解释。叶茹老师指出，贝叶斯概率是先有先验概率，然后再根据证据调整概率，获得新的后验概率。如果不同人的先验概率不同，他们根据相同的证据获得的后验概率就不同。而专一性要求根据相同的证据就应该获得完全一致的结果。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Truth-conductive和后文所讲的guidence value的区别是什么？这两者都是走向真理的。叶茹的回应是: 前者强调理性有助于走向真理，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后者也强调引导作用，更多是对人心灵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 在最后一个关于房地产的例子中，说相信这个朋友是可靠的，与这次朋友给我的建议是错误的，似乎并不冲突，这两者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待的，前者之所以可靠是长期来看，而后者只是这一次错误。
回应:这里只是说如果认为证据支持的可靠指示者理论(reliable-indicator theory of evidential support)是正确的，那么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矛盾，即相信现在是投资的好时机是理性的，因为你朋友以往的资历是可靠的证据，但相信现在是投资的好时机也是非理性的，因为你自身失败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个信念。
第三个问题:在论文中，提到贝叶斯确证理论显然与专一性(uniqueness)相冲突，你没有给出理由，能不能再进一步解释一下？
回应:我们知道贝叶斯概率是先有先验概率，然后再根据证据调整概率，获得新的后验概率。如果不同人的先验概率不同，他们根据相同的证据获得的后验概率就不同。而专一性要求根据相同的证据就应该获得完全一致的结果。

胡星铭对证据本身是否应该被视为后验内容提出质疑，并举例加以说明。通常人们认为抽烟是可能得肺病的证据，但如下争论依旧是可能的：医生告诉病人1000个吸烟者中有900个都罹患肺病，因此吸烟者可能得肺病；但病人认为这个取样范围太小，不足以支持结论，需要100000个样本才能说明问题。于是二人为怎样的证据才能支持结论而相执不下。虽然两种统计都是经验研究，但那项统计可以算作“吸烟者可能得肺病”的证据却是一个先验讨论，不需要经验研究。由此我们看到，证据本身是否应该被视为后验内容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胡星铭老师为大家介绍了阿申斯泰恩（Peter Achinstein）1995年的一篇相关论文，题为“Are Empirical Evidence Claims A Priori?”叶茹老师承认证据只为证据并不只有经验成分。只有影响证据真假的事实是经验性的，其他部分都是先验的。

岳福林就证据对真信念的引导作用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在证据引导真信念这三个组成部分中，证据只为证据依赖于对引导和真信念的界定，而在对其中的引导进行阐释时掺入了意识，即认为机器人随着向导去喜马拉雅山与有意识的人跟随向导去喜马拉雅山存在区别，而实际上很难看出这二者的区别。叶茹老师表示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但是一般会根据证据在其中发挥的功能及当事人在该情景中做出的反应来解释引导这一环节。第二，在证据引导真信念的第三个环节真信念中，有着不同文化、信念、宗教、道德等观念的理性主体在同样的情形中面对同样的证据会形成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真信念，这似乎更支持宽容论而不是唯一论。叶茹老师回应道，在同样情形中面对同样证据做出不同决定是该主体背景信念所导致的，而理性的知识价值主张在理想情况下，单个的证据应当能引导理性主体形成相应的单个真信念，而非同时引导p和非p。

王东华从道德实在论的角度提问了关于“理由”和“证据”的区分，以及“评价性判断（the evaluative judgement）”和“规范性判断（the normative judgement）”的区分。叶茹老师认为，很多哲学家不区分“理由”和“证据”，但在认识论领域，它们被认为是不同的。叶茹老师认为“评价性判断”和“规范性判断”也是不同的，比如超道德义务的行为就在评价上是好的，但却不是规范性要求。

最后，叶茹老师与大家交流了发表英文论文，以及申请国外博士学位的的感受与经验，鼓励大家在兴趣的基础上选择出国攻博。

 “青年哲学家工作坊”（Workshop for Young Philosophers）是在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支持和鼓励下成立的一个学术组织, 主要成员包括南大等南京高校的青年哲学教师与研究生。工作坊拟每月邀请一位优秀的哲学研究者来做报告，其工作方式是：报告人提前5天将他的最新论文（以未发表的为主）发给工作坊的小组小员；届时, 报告人首先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他论文的相关背景, 然后回答听众提问，问答时间为 1 小时 30 分钟左右，最后20分钟分钟报告人分享他研究哲学的经验。工作坊对所有人开放，有兴趣参加的可联系胡星铭老师（[email protected]）或周理乾老师（[email protected]）索要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