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日，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专访了我系徐新教授，请徐教授分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犹太学研究的沿革过程。内容涉及1949年后犹太学研究发展的三阶段，各阶段的研究成果、机构设置和研究特色。

简讯编辑（以下简称“编”）：徐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从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犹太学研究，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犹太学”对很多读者而言还是一个陌生概念，这里想先向您请教一下它的定义。

徐新教授（以下简称“徐”）：在我开始从事犹太学研究时，当时所认识的犹太学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广义的犹太研究，也就是对整个犹太族群的宗教、历史和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是狭义的，主要就是将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来研究。

编：中国的犹太学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徐：如果讲广义上的对犹太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下，中国有广泛了解海外状况的强烈意愿。不时有关于犹太问题的报道和文章见诸报刊，特别在20世纪20年代，有较多文章和书籍面世。当时的文化政治名人，包括孙中山、茅盾、巴金、鲁迅、闻一多等均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涉及。这些作品为知识界和民众提供了最初的犹太信息。

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犹太学研究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徐：是的。1949年之后的发展是一个分阶段的、渐进的过程。如果我们从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犹太学研究的沿革做一个大致梳理的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是一个起步阶段。严格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犹太研究还没有正式展开，学术研究类的书籍和文章数量十分有限。涉中东的发表内容大多属于报道性质（就是对中东形势发展和冲突事件的报道）。尽管中间有时也包含一些评论和分析，但从当代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可参考的价值不高。

编：也就是说，学术意义上的“犹太学”研究，要到改革开放时期才展开？

徐：是的，我把1979年到2009年间这30年划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号角下，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走出国门，或留学或进修，个个都怀有使命感，希望为实现祖国走向世界和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服务。作为当代中国犹太学领域的先行者，顾晓鸣、潘光、肖宪、傅有德、殷罡、张倩红等人，包括我本人，都和犹太人直接交往，或者拥有在犹太文化圈内生活或工作的经历。新一代学人对犹太文化的了解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接触和感悟，其程度远远超出阅读获得的对犹太文化的认识。由于这样一群学者的出现，犹太学研究开始萌动并逐步扎根中国。

在这一阶段，最初的研究关注集中在“来华犹太人”研究上。它是一个既与犹太研究有关，又联系中国自身社会的课题，开启了中国犹太学研究的新时期。1980年，著名史学家潘光旦《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一文刊登，陈垣首次于 1920 年发表的专论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由中华书局再次刊发。这两篇文章广泛引证中国史籍、方志等，考订开封犹太教的碑文，结合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学者研究的范围。数年后又刊登出由加入中国籍的犹太专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撰写的文章《希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犹太人历史》，连同英文版《古代中国的犹太人》一书将中国学界关于古代来华犹太人的研究成果推向海外。其后，关于近现代来华的上海犹太人的文章书籍也开始连续面世。

除了历史研究外，研究者对现实的关注也是强烈的，研究议题也逐渐丰富和多元。例如杨申的《论苏联犹太人》（《外国问题研究》1981年第3期）、刘邦义的《华沙犹太人反纳粹起义》（《外国史知识》1982年第7期）、赵复三的《犹太教简介》（《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3期）、潘光的《古代犹太国家兴亡记》（《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余崇健的《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以色列国的建立》（《西亚非洲资料》1984年第18期）、汪池的《<出埃及记>的争论》（《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王庆余的《旧上海的犹太人》（《学术季刊》1987年第2期）等。1984年由王仲义撰写、作为单行本发行的《犹太教史话》小册子和1986年出版的由西北大学阎瑞松翻译的阿巴·埃班作品《犹太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影响力。反映了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多视角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一阶段中国还出版了若干关于纳粹屠犹、阿以冲突、犹太文学、以色列军事、情报和名人传记等方面的文章书籍，表明中国学界和读书界对涉及犹太研究领域不同议题的关注。其中很多通俗性质的文章书籍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不可小觑，它们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青年学者）对犹太人产生兴趣，开始关注与犹太有关问题。若干年后，很多在犹太研究领域发挥骨干作用的中国犹太学研究者就是在这一氛围下成长的。

此外，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译介也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因为现代希伯来文学也有作为以色列“国家文学”的社会和历史意义。1989年，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的中篇小说《大海深处》就刊登在《当代外国文学》上。随后出现的有以色列文学各种专辑、论述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论文，如1992年刊登在《外国文学评论》和《当代外国文学》上的现代希伯来文学专论文章。其中，中国社科院的傅浩最先翻译和发表了以色列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诗歌。新华社高级记者、后成为新华社社长的高秋福先生也作为译者出现。北大希伯来语专业的学生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A.B.约书亚作品还获得以色列颁发的翻译奖。其中成果最丰富的要属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钟志清。经过她的努力，当代以色列著名作家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这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界还是独树一帜的。

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犹太“学”的意识在成果积累中逐渐浮现了出来。日后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的顾晓鸣，是周谷城教授的研究生，也第一套中文版“犹太文化丛书”的主编。他在1987年发表了《犹太学及其研究视野》和《论犹太文化对文化研究的意义》两篇论文，表明中国学者把犹太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和思考。文章在对犹太研究进行了界定和分析之后，呼吁建立某种犹太研究的体系，以便能够推动犹太研究在中国的开展。顾晓鸣的博士论文《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1990年出版）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意识上阐释的。可以说，经过数年积累，中国相关研究在80年代末进入了犹太“学”的意义范畴，而到2000年后逐步形成高潮，构成了不同寻常的30年。

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也有积极发展吧？

徐：的确，专门性团体和组织的出现应该说是犹太学研究在中国向一个新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和评判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犹太研究的系统性开展和深入。最开始是一些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学会性质组织。1988年8月在杭州率先成立了“上海犹太学研究会”（The Shanghai Judaic Studies Association），1989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会”(The China Judaic Studies Association)，1989年建立了“和平与发展研究所以色列·犹太研究中心”。90年代在北京、济南、开封、西安、昆明、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这样的犹太研究中心。

其中南京的“中国犹太文化研究会”颇有特色。它是一个国际性团体。1990年代初就创办了会刊，向国际社会报道和介绍中国的犹太研究。研究会成立当时还策划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例如，在南京大学举办了“犹太学在中国”专题展览，被英文版《中国日报》报道；又比如决定动员全国研究力量，编撰了一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于1993年出版，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个不可缺少的便利工具。1995年获得中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最佳工具书奖。

在高校方面，80年代就出现了一些相关机构。例如北京大学于1985年在教育部指导下开设希伯来语专业，教授现代希伯来语，以填补国内语言教学的一项空白。北大希伯来语专业培养的人才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犹太学研究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一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国内相关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比如北京大学以色列和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宇、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院长杨阳，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长孟振华等。此外还有同济大学1989年成立的“犹太学研究室”，其研究集中在“上海犹太人”和“犹太移民华夏史”等课题上，主要成果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学报还专门开辟“犹太学研究”专栏，先后发出的文章达数十篇。创始人唐培吉教授的贡献功不可没。

而随着1992年我国与以色列正式建交，各高校的犹太学研究机构和团队建设也稳步推进。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就在当年成立，它是获得南京大学正式批准建立的一所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心章程里就阐明了机构宗旨，是为了满足中国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文化了解的需要，并推动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开展。这是中国高校系统中第一个以犹太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实体，2000年又更名为“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稍晚一些，1994年1月，山东大学成立了犹太文化研究所，在此基础上，2003年4月成立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Judaic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of Shandong University），主要研究犹太哲学和犹太思想，由傅有德教授担任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是教育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它为主题组建的国家985二期创新团队，是山东大学5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一。

此外，河南大学在2002年3月成立犹太文化研究所，后来改名叫“以色列研究中心”，主要从事犹太历史和文化领域的研究，是国内高校中较早对犹太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机构。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犹太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在张倩红教授的带领下，已经形成一个梯队式的团队。近年来，中心编撰的《以色列蓝皮书》集中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各方面最新的发展动态，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一些机构。2015年，在教育部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南京大学在国内高校系统中牵头其他七所已经建有犹太或以色列研究机构的大学，成立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创始成员大学包括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由我担任联盟主席，秘书处设在南京大学。联盟的成立使得中国犹太学研究有了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一个得以与其他国家类似机构交流合作的组织，是中国犹太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编：通过您的梳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犹太学研究已经是成果积累丰富、机构组织较为完善，也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犹太“学”研究意识。那在当代有什么新的发展特征吗？

徐：我认为2010年到现在，是处在发展的第三阶段。当然，从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看，这个阶段的时间点也不是那么地刻板，因为第三阶段其实是第二阶段30年的自然发展。大致上来说，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犹太学研究有了更加积极的发展。首先是学术属性和影响力的增强。如果说在21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出版的绝大多数与犹太研究有关的书籍还是以翻译和介绍为主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由中国犹太研究学者撰写、有分量和影响力的学术专著成为犹太研究的主流。比如说殷罡的《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张倩红的《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刘洪一的《犹太文化要义》、钟志清的《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肖宪的《谜一般的犹太人》、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傅有德的《犹太哲学史》、王健的《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张淑清的《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以及我本人所著的《犹太文化史》，都凸显了较高的学术价值，代表了同时期国内犹太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还形成了稳定的学术成果输出平台。例如山东大学的《犹太研究》集刊、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以色列研究》年刊，以及河南大学每年的《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这些都是国内犹太学研究更加专业化、系统化的反映。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家需求下，犹太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在不断拓展。例如，从2005年起到2018年举办的“纳粹屠犹教育培训研讨班”（最初由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与英国伦敦犹太文化中心联合牵头组织，后由不同高校轮流主办），不但使中国大学生对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屠犹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中国反击日本出现的否定南京大屠杀思潮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多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大犹太所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包括借鉴先进经验，录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并数字化，以及规划和组织公祭活动、纪念活动、教育活动等，成果显著。

近年，区域国别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犹太学研究者通过撰写各类咨询报告，为国家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新时代的中国经济逐渐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犹太学研究者在这一形势下，对犹太创新和以色列创新竞争力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更好、更直接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各研究单位和高校在这一方面贡献良多。数据表明，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多项合作。

编：感觉我国研究者们也还是在继续进行着创新工作。

徐：是的。其实就在今年（2023年），中国犹太学界举办了40年回顾座谈会。邀请进入该领域的老同志通过回忆畅谈每个人进入犹太学研究的背景、动因、感受，以及早年各自在所在单位和学校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并整理记录下来。以亲历者的身份反映犹太和以色列研究在中国的开端、发展、成就得失，经验教训，并展望和规划未来。当时与会的研究者就形成了共识。大家都觉得能够成为中国犹太学的开拓者是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造化。所以唯有继续努力，勤勤恳恳肩负历史担当，真心实意坚持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将中国犹太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编：非常有幸听到徐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全面的分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徐新教授简介：

徐新，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名誉所长，主要从事犹太宗教、文化、历史，以及犹太人在华散居史方面的研究。徐新教授是中国最早访问以色列（1988年），并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发表公开讲演的学者。1995年在希伯来联合学院从事犹太教研究，1996年和1998年两度在哈佛大学犹太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三度在美国有关大学执教。自1995年以来，应邀在国外做过800余场次英文学术讲演。徐新教授对中国犹太学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犹太文化研究第一人”，是中国犹太学重要的奠基人。

主要成果有：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主编）、《反犹主义解析》《西方文化史》《中国开封犹太人：历史、文化及宗教研究》（英文专著，美国出版）、《犹太文化史》《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异乡异客：犹太人与近现代中国》等。另在国内外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被国际学术界视为中国犹太学研究的领头人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整理，网络发表版本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