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与22日两晚，应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所邀请，台湾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所所长游淙祺教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314会议室连续举办两场讲座。讲座由哲学系副主任王恒教授主持。

    “为什么研究电子游戏？”游教授开场问道。现象学的口号是“回到事物自身（实事本身）”，而电子游戏中的虚拟的（virtual）拟真之物（simulated object）作为数位化时代的新现象，本来就应该被作为呈现出来的事物自身被我们纳入考量的范围。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看电子游戏，最终是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虚拟实境的现实该如何解释？虚拟的拟真之物，其存在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是什么？”；其二，“从玩电子游戏经验可以引申出什么哲学问题，对现实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对于第一个问题，“身替”（avatar）概念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它作为玩家本人在虚拟（virtual）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象征着一个虚构的玩家。在此，游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电子游戏与传统游戏如何区别？游戏对象（game object）与身替的关系是什么？玩家本人与身替的关系又是什么？

    游教授首先梳理了学界已有的主流观点。对于第一个问题，芬兰学者Leino认为，就物质材料而言，传统游戏所使用的物质材料只是道具，而非在物质材料本身上面玩游戏，这一点在电子游戏那里被改变，区别在于游戏模式由“跟它们玩”变为了“玩它们”。对于游戏判别胜利与失败的机制而言，电子游戏的目标并不似传统游戏那般明确，而是“为了持续玩下去”（俄罗斯方块）。而对于游戏规则而言，传统游戏一般具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而电子游戏的规则却是模糊的，就像在一些游戏中，玩家必须要自己去通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口。

    至于第二个问题，丹麦学者Aarseth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电子游戏之虚拟（virtual）与文学作品之虚构（fiction）混同在一起，电子游戏的出现可以说在真实性（the real）与虚构性（the fictional）之间增加了一个存在论层级。同样的，Aarseth认为将游戏之虚拟还原为程序语言也是不合理的，“游戏对象”（game object）的特质在于它超越其背后的硬体设施，而不能由后者加以解释。而尽管同样都在这种虚拟中，玩家的身替还是可以被区别为“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其中，教授将“第三人称视角”的游戏看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相对身替，游戏对象才作为感知对象。

    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化为“为何玩家明明身处电脑之前，却认为自己可以遨游在游戏世界中？”游教授引述了两位学者的论争，其中Sudnow认为这是因为玩家感觉自己的身体延伸到荧幕里去了，而Klevjer认为Sudnow的这种说法仿佛就是在将身替说成像拐杖、乐器一般的工具。事实上，当我们在进行电子游戏时，重要的身体恰恰是荧幕里的那个（这被他称为身体主体），而非屏幕外的玩家的身体（身体客体）。在进行电子游戏时，我们是藉由当上身替而一头扎入游戏世界中，而将我的“这里”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去。于是，虚拟空间（vitual space）不同于想象的空间，因为在虚拟空间中的任何事物都被相信为确实如此。

    那么这种分析可以对应现象学的概念吗？在胡塞尔和萨特那里，分别有“图像意识”（Bildbewusstsein）与“意象”（image）两个概念看起来适用于我们的分析。对于胡塞尔的“图像意识”来说，必须有一个模仿者与一个被模仿者，而在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中，拟真之物往往出于自身，另外，在想象与感知的关系上，胡塞尔认为对真实事物的感知永远凌驾于想象物之上，这种看法对于虚拟物来说也就不适用了。而萨特的“意象”也不满足于拟真之物有自身映射的特点。从这种无法对应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子游戏的出现的确给现象学本身带来了冲击。举例来说，萨特的“意象”区分了三类“不存在的存在物”，但这始终无法对应“拟真之物”（simulated object），对于现象学来说，作为游戏对象的拟真之物既非纯心理意象，亦非建立在物质载体上的意象，这为我们拓展新的现象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机会。

    游教授最后指出，在游戏进行过程中的“一心二用”是至为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充当身替的过程中，还扮演自我观察的角色。只有这样，方能在保持专注的条件下，不至于无法返回现实生活，这种态度在生活中是应该被我们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