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老师是南京大学哲学系2001届系友，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哲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现象学、伦理学、欧陆哲学和中西跨文化哲学。学术兼职包括国际舍勒协会（Max-Scheler-Gesellschaft）学术谘议委员会委员等。著述有《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译著《舍勒的心灵》等。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张伟老师为我们分享他在哲学之途上的故事。
问：老师在南哲求学的岁月中有什么记忆深刻的故事？是什么让您走向现象学，并与舍勒结缘的呢？
张：我是1997年来到南京大学的；填报南大第一志愿就是哲学系。虽然我对文科和一些思考性的事情比较感兴趣，但在选择哲学的时候，对“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过。当时南大的招生简章上哲学专业后面有个括弧，科学决策与管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觉得这个好像不错；“科学决策管理”这个名称也的确有一点点迷惑我。那时候我们的校区在浦口，往来市区需要过大桥；老师们要花费很多时间在交通上，在学校里呆不久，所以大一那年也很少有人管我们。王恒老师作为我们的辅导员，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虽然浦口给人感觉挺荒凉的，但却有一种不一样的学术和生活氛围，我们和师兄之间联系非常紧密，还有各种丰富的社团活动，和你们现在大概一样。
对于我个人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对我改变最大的一个事情，是二十年前，98年上半年，倪梁康老师刚刚从德国做完洪堡访问学者回来来南京大学工作之后，他做了一个主要面向哲学系学生的讲座。讲座题目叫做“我所理解的哲学”，它基本上构成了后来倪老师《自识与反思》那本书的一个前言。通过这个讲座，我一下子就对现象学感兴趣了。听完这个讲座以后的那个周末，我们宿舍三个人就坐车到鼓楼的军人俱乐部——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个地方有点像图书批发市场，但是都是正版书，会比一般的书店便宜——我们三个人就跑到军人俱乐部，一人拎了两提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大多数都是倪老师讲座里点到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到近现代哲学，我们就买了很多相关的译著。这大概就是一个转变，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现象学，于是一直做到现在。
具体到选择做现象学的哪一方面，其实这里面有个机缘。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孙亦平老师给我们开过“宗教学理论”的课程。那个时候我开始在读一些现象学的书了，有些刚好跟她的课程有关系，有一本就是舍勒的书。那本当时在大陆还没有出，在香港出版的，是孙周兴老师翻译的《死·永生·上帝》。那个其实是从舍勒全集中抽出来的两篇文章，我的课程论文就跟这本书有关。所以老实说，我最开始选择做舍勒，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现象学，而是有多方面的触动，最主要就是因为那本书比较有趣。而且当时在浦口读书，生活和学习中可以一起交流的老师很少，而且刚从高中进入大学，会有很多困惑，对于人生、死亡这样的话题，我们也很关注。因此舍勒那本书对我的影响还比较大。
我还记得为了写课程论文，除了舍勒那本书还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其中有一本就是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当时接触到这个书也是一个偶然机会，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写舍勒的，里面提到了舍勒的一个命题：人是一个祈祷的X。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将人界定为一个X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系当时先是倪老师来了，后来张廷国老师也来了，再加上王恒老师等。等我们搬到鼓楼以后，感觉在南大哲学系现象学的氛围就起来了。大家一边跟着几位老师上课，一边也自己读书。那个时候还有一件对我帮助很大的事情：张廷国老师来南大的时候他正在翻译《笛卡尔式的沉思》，以及与倪老师合译《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因为他是一个人调到南大来的，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南园，所以我们会经常到他家和他交流。在他做翻译的时候，他会找对现象学感兴趣的学生，帮他看看语句翻译得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去他家给他帮忙。正是这段经历让我能够有机会非常细致地阅读一部原著，逐字逐句这样对照着读。我对现象学的兴趣由于这段经历也越来越浓厚。
（采访现场）
问：您帮张廷国老师做的这个小活儿有点类似于校对的工作？
张：严格说不算叫校对。当时我们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小的屋子里干活儿，有一个德文本，一个英文本，以及打印出来的中文稿子。我会把中文念出来，张老师对照着看德文，我再看英文，然后来看看这句话翻译得通不通，以一个读者的眼光来阅读译文，提一点建议。这就相当于是他带着我一句句细读文本，在读不懂的地方，他会很细致地讲解。这个可以说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
问：您这段经历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缘。很多同学常常在独自面对一个哲学文本的时候，感觉会很难进入到那么细微层次的。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张：我有个主张，读一个哲学文本，要做到读“厚”、读“薄”、读“正”、读“歪”。在大学期间，如果认认真真以这种方式哪怕只读一本书。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首先你要把一本书读“厚”。我们知道，像柏拉图、康德、胡塞尔这样一些经典作家，他们的文本实际上是有很多背景性、延展性的东西的。同时代思想家会争论一些共同问题——比方说现在我和马迎辉老师很熟，我可能会在我文章里面暗暗地批评他，或者他会暗暗批评我；但是我们什么都不用说，大家互相都知道。同时代思想家会共享这样一个语境。现在如果你不去了解这个背景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哲学家到底是在说什么，你可能就不知道。我举个简单的例子：“transcendental”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在康德那里是有非常明确界定的。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以康德自己的这样一个界定，回应到第一批判中所有出现这个词的地方，有的时候是讲不通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有的时候康德只是在引用或者在针对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他的这个用法其实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同时代的人比如特滕斯、兰贝特的。这其实就是我说读书要读厚的一个理由。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的注疏；注疏在西方也特别普遍，尤其是欧洲大陆传统，当然在英美现在也有了。他们会把一些经典的文本拿出来，做Kommentar，把文本的背景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都梳理概括出来。
当然不单单是这种背景，还有很多内容可以做。比如在圣经传统当中有串珠注释法，也就是所谓的以经解经。比方说《约翰福音》当中有某一个表述，那么就会把它在《新约》《旧约》当中所有的相呼应的地方找出来，这样就可以很清晰地知道它在整个《圣经》中的一个脉络。所以读厚也就不仅是去了解一些同时代的背景性思想语境，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到这个思想家自己的语境中去，回到他自己的文本中去。当然，串珠注释法去读文本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需要对文本本身具有相当的熟悉度；西方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做，我们可以去找这样一些注疏成果来辅助我们对原文本的阅读。
第二要尽可能把书读“薄”。这个前提是已经逐字逐句深入到文本中去。经典文本有自己的生发力，它整个张力你只有在深入到经典文本中才可以看到。经典文本的丰富性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如果完全陷入当中去，就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在读厚的基础上，也要学会读薄。一本经典著作，不管是第一批判这么厚的著作也好，还是《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这样一个小册子也好，给你三分钟，或者三十分钟，甚至三个小时，让你来讲这本书，你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本书讲出来，最核心的东西不能遗漏。这实际上是对自己非常高的要求，这样你就会对这个文本的总体脉络、核心部分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第三个要读“正”。西方的哲学研究传统，包括汉语学界的研究，都有了非常多的积累。以第一批判为例，其实在西方可能差不多每过30、40年就会有一个典范式的解读出现，通俗的讲就是权威解读，他的诠释最能契合那个时代的读者的把握。差不多是每三十年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典范性解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要能够跟着这个解释的传统，要有一个把它读正的过程。这也类似于我们讲经典文本和二手文本之间的关系。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二手文献也不可偏废，经典文本能够自行展开它的生发力，而二手文献能帮你打开更广阔的问题视域，也能够凝练你自己的问题意识。最后一个是读“歪”。在经典文本的集注中，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你都可以把它读一遍，而并不是说一定遵循一个正统解释。就好像我们今天读柏拉图，并非一定要遵奉施莱尔马赫为正统。在我们对柏拉图有各种各样解读的情况下，只有你把这些东西都有所了解之后，你才可以有所甄别。所以无论是你把它读厚读薄读正读歪，最终实际上是你自己可以驾驭这个文本。当然这不是说你可以天马行空地瞎说，但至少你自己对这个文本本身有个立场，然后你可以来甄别别人对这个文本的解读并有所评判。
在大学期间，如果你真的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扎扎实实地读一本书，至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你会有巨大的收获。而且，今天虽然我们会说读哲学史的著作是进入哲学的最好途径；但你会发现，思想史上那些最重要的经典文本其实都是一部哲学史，至少可以说是对到它为止、之前所有哲学史的总结。你看《第一批判》也好、《存在与时间》也好，诸如此类，它里面一定会蕴含着哲学家对前人、特别是之前最重要思想家的评价与讨论。如果你把它既读厚，又读薄，就会跟着它一起对思想史有一个深入的把握。
最后，张老师写下了对南哲学子的寄语：“昨日南大以诚朴塑我，今日我以诚朴育人。愿学弟学妹们在南哲活得真实，学得踏实！”
非常感谢张伟学长接受此次采访，为我们分享他的求学故事与读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