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那场高考，至今历历在目。它改变了国家，改变了许许多多年轻人的命运。我也如此。

那年我24岁，在扬州师范学校任教。报纸、广播传来了大学招生制度改革的消息后，我常给复习迎考的青年们辅导政治和语文，而没想过自己要考。我满足于当时的中师教师职业，陶醉于在扬州已获得的小名气。我母亲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国家干部身份，离老家又近。我出生在扬州所属的宝应县农村，高中毕业后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当上公社供销社或粮管所的售货员，可以买到紧俏的肥皂和米糠。倒是当时的朋友、现在的妻子竭力鼓动我报考。她生在长在南京，从小就充满活力与理想，可惜赶上了那个年代，在15岁的花季年龄，随全家下放到了偏僻的农村。幸亏她生性好强，玩命地劳动，很快地入了党，当上了大队团支书，晚我一年，被推荐到扬州卫校读书，从而给了我一个姻缘。她的鼓动使我当机立断，赶在报名结束之前报了名，好在不需要领导批准，因为上面有规定：凡符合报考条件的，单位不得阻拦。

报什么专业呢？社会上沸沸扬扬，说“文革”几年积压了不少人才，竞争一定异常激烈。我认定：能跟我竞争英语的不会很多。因为此前，从1973年9月——1975年7月，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扬州师范学校英语科学习，且成绩名列前茅。但仅仅英语好也不行啊，数学是必考科目，这恰恰是我的短板。我1965年9月进入初中，正规上课仅1年时间，“十年动乱”就开始了。数学自然成了我复习的重点，白天上班，晚上我就呆在办公室，桌上平放一块小黑板，从初一数学课本复习起，一边看书，一边在黑板上一道题一道题地演算，直到高中数学全部复习完。

高考那天，我独自骑着自行车来到考场，没有人陪同，父母在老家喂猪种地，女朋友在医院照常上班。考场外边，闲人也寥寥无几，不像现在陪考的远远超过考试的。考完一场，骑车回学校食堂吃饭，下场考试再来。

考试成绩揭晓：在扬州地区组织的初试中，百分制的英语成绩我得99分，据说全地区第一，其他成绩也不错，从而进入全省组织的复试。复试自我感觉更好。但招生办通知我：改报专业，我已超过21周岁的英语专业录取年龄。再报专业，当然就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了。留校任教3年，前两年教政治经济学，后一年教哲学，都是边学边教。每个考生可以填报３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二志愿，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三志愿，有人提醒说，填个差一点的学校吧，不要全砸了。我横下一条心：要上，就上名牌大学━━第三志愿：南京大学哲学系。

本来，按我的成绩，我是可以实现第一志愿的。可是，此时招生规矩细节还没有立起来，南京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把全省的高分考生，尽情要了个够，而不管他(她)报的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于是，1878年年初，我接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如愿考上了大学，应该高兴啊！可是，我见到女朋友时，她居然两眼红肿。原来同事提醒她：“你把小周放走了，他变心你怎么办啊？”报纸上的一张漫画我也看到了：

一只风筝高飞蓝天，风筝线系在地面一位低头擦泪的姑娘腰上，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青年，挥着剪刀，在剪风筝线

漫画标题是：《累赘》。想到这些，女朋友一夜伤心未眠。我一听笑了：别乱想！送我去南京大学报到——亮身份！1978年3月新生开学时，我们双双第一次同时出现在南京大学校园。

我常想，我不幸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正是那场考试，让我从学士学位读到博士学位，培养了哲学思维；正是哲学思维让我终身受益，在什么岗位都能得心应手，为海南经济特区建设、为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为国家公务员培训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大学4年，我学得很苦。晚自习时10点就有饥饿感，熬到11:30回宿舍，次日6点起床，跑步锻炼、念英语，然后吃早饭，胃子空空长达9个小时，天天如此。终于在大学最后一年的一个深夜，胃溃疡穿孔，立刻手术、休息。为方便照顾我，她提出登记结婚，令我十分感动，也永远记住了这个举动。可是，婚后她竟然几次因争吵而提出离婚。我的态度是，即使向她缴械投降，婚姻关系也要严防死守。

前不久，我认真地对她说：“这一辈子有一件事我始终心怀愧疚，没能让你如愿！”

她惊讶地问：“什么事？”

我说：“离婚。”

她一边大笑，一边给了我一拳。

作者简介：周文彰，笔名弘陶，1953年8月生，江苏宝应县人，哲学博士，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于1977年参加恢复高招后的首届高考，被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并于1978年至1982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