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节老师是南京大学哲学系77级系友，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当代欧陆哲学、比较哲学、道德哲学、形上学等。近期著述有《亲亲相隐，正义与道德两难》、《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译有《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存在与时间》（与陈嘉映老师合译）、《形而上学导论》（新译本）等海德格尔的著作。

本次南哲官微有幸请到了王庆节教授进行专访，为我们分享他在哲学之途上的求学故事。

老师在40多年前曾在南大哲学系学习；对于那段南哲求学时光，您有什么记忆深刻的故事？

王：我是77级的学生。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我们是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我们非常兴奋，因为终于有机会能够重新通过考试读大学。进入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第一个感觉当然就是“新”，新时代的开始，我们是这个新时代的第一批受益者，我们也将是新时代的创造者。第二个感觉就是“珍惜”，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因而学习的氛围很浓厚。但是由于政治运动对文化的摧毁造成了知识的贫乏，不像现在的学生进大学就已经知识储备非常丰富了；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英文都是从ABCD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念。我们报到第一天的寝室室友中后来出了很多风云人物，其中的一位是周文彰。周文彰先生进入南大前是中专英语专业毕业，这在当时很了不起。我们就请他教我们英文字母，从ABCD开始。我现在碰见周文彰，都还开玩笑称他是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你就可以想见，当时进入大学后人们的求知欲和学习氛围。

改革开放开启了知识界的全新氛围，人们求知若渴，尤其是对于新理论、新思想的学习；而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理论的生产更新速度让人眼花缭乱，进入哲学系求学的同学往往会很迷茫，甚至会质疑自己读哲学有什么意义。从您的经验来看，您有什么建议呢？您为什么会选择一直在哲学的道路上走下去？

王：人生中其实充满了机遇，它们推动着你走上某条路。比方说，我小时候经过考试选拔进入南京外语学校学习德文，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机遇。这段经历让我比较早就对德国的语言文化产生了兴趣。而当时德国给我们比较深的印象当然就是哲学啦，尽管没读过多少哲学的书籍，但是像黑格尔、康德这些名字还是听说过的；那时就感觉到，德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再后来，号召工农兵学理论。由于我对理论很感兴趣，当时的领导就让我去参加了三个月的理论培训班。所以，我一生中读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高考恢复了，我就报考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这样讲起来好像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在冥冥之中总有那么几个紧要关头，就好像海德格尔哲学所说的“被抛”，人只是在“被抛”的情况下去做一点“筹划”而已。

那么您为何会走上现象学、对海德格尔哲学产生兴趣呢？

王：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国家的研究生制度已经恢复，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本科生中第一届的研究生。我当时在夏基松先生的引介下来到北大，跟随他曾经的老师熊伟先生念研究生。熊先生30年代在弗莱堡大学读书的时候，上过海德格尔的课；当时海德格尔是弗莱堡的名教授，受到年轻人的追捧。熊先生当时就修读了海德格尔的课程；德国当时上课是需要带选课卡的，我还见过熊先生选课卡上有海德格尔的亲笔签名。他在40年代回中国后，就成了中国最早翻译和传播海德格尔的极少数的几个人之一。改革开放之后熊先生招收研究生，我就考上了。

改革开放之后，年轻人对于西方的文化、哲学和流行思潮特别着迷，尤其是存在主义，包括存在主义的文学、戏剧、艺术还有社会批判运动。我当时就想，海德格尔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鼻祖了；而熊先生研究海德格尔，我想研究存在主义，就跟熊先生吧，这样就做了海德格尔研究。

您刚才提到当时年轻人对于西方有一种很着迷的态度。虽然我们在研究中提倡一种“祛魅”的态度，即不以迷恋、追随的方式来进行西方哲学研究，但面对那些非常“迷人”的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这种“痴迷”、追捧的情绪仍会悄然生发。您如何看待这种“着迷”呢？如何在做哲学的时候避免这种狭隘的鼓吹追捧？

王：当时年轻人主要是对萨特、加缪的作品迷恋，包括一些后现代的戏剧作品；实际上人们当时对于哲学，存在主义的哲学、萨特本人的哲学，都并不是很了解，这一方面也由于大规模翻译工作还没有开始。年轻人对于新东西接受快，心底藏有一种叛逆的心理；而存在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批判意识恰好契合了年轻人的心理。而“海德格尔热”基本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兴起。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德格尔著作、现象学著作被引入，大家对海德格尔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阅读经验。这种阅读经验我想一方面来自于人们对理论问题的追根究底的关切，而另一方面则是，海德格尔哲学本身从理论体系、问题深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尖锐程度来说，可以说是自黑格尔、马克思以后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了。就我个人经验来说，海德格尔在国内能够成为继马克思以后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西方哲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德格尔哲学的问题意识，这使他对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社会体系以及技术手段，展开了全面和深入的哲学反思。

现在很少有人再純粹把海德格尔看作存在主义的一份子。现在存在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流派，而海德格尔则更多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想的一个源头；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尼采。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判性解读，实际上是把他自己和尼采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后现代思潮的谱系源头。你读法国哲学，德里达，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德勒兹，还有现在的马里翁等，都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年轻学者为什么会在过去二十年对海德格尔有一种着迷，我想这是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根基的反思所致。海德格尔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对西方的文化根源、从柏拉图到康德这样一个哲学精神传统展开了反思。按照利奥塔对于后现代概念的一个理解，后现代首先指的不是一个历史年代，而是对“现代性”赖以维系的基本价值重新进行思考和反问的一种倾向。比如我们现代社会生活奠基于其上的一些基本价值，例如科学，民主，理性，法治，自由，个体，所有这些被习以为常地接受的价值，都需要被在更基础的层面上发问。我想海德格尔哲学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他所提出的一些平常人们难以接受的命题，如“科学不思”，“哲学终结”，这都是一些启迪人去思考的问题。那么当我们谈论海德格尔哲学对于中国思想界的意义时，实际上我们应该注意到，自五四以来，整个知识界都在对中国近三千年的思想传统进行反思。海德格尔在过去二十年内为什么会如此有影响，和这个有关系。

另外再从海德格尔自身来看，我以为海德格尔是站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人物。他不仅是旧时代的批判者和摧毁者，而且也是预测新时代到来的先知。比如我们现在讲“virtual reality”，将之译为“虚拟现实”，有很强的虚幻想象的含义。但“虚拟现实”真的虚幻吗？这个virtual在英文里不全是虚幻的意思，它更多是逻辑上的“虚拟”和可能世界的实在，也许是比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更真实的实在。如果我们这个虚拟的世界是更真实的存在呢？这完全有可能。如果是这样，我们所谓的实在世界的面貌也将完全不一样。而海德格尔存在问题的发问，就是指向这一存在的维度。再比如我们如何理解人。我们现在思考人工智能。我们一般认为，我们人就是一有血有肉的生物体，尽管会思考，有语言。他又被定义为历史性的存在，或者有意识、有理性的存在。让我们来看看自己身上的这些非生物的材料！以后会加入多少人工智能产品将更加难以预料。看看这个苹果电脑，智能手机，难道他们真的不是你的存在的一部分吗？如果缺少了它们，你的世界会怎么样？你的自我还是那个“自我”吗？或者想象一下我们现代人不使用电，不开车，不坐火车飞机，你还是你吗？所以这个“自我”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海德格尔他一般不使用“自我”或“主体”这个概念而使用“Dasein”，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打开我们的思想空间。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我们的存在？这是海德格尔的问题。他在90年前就预见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一方面他是旧时代的批判者，一方面他又是新时代的预言者。撇开细节不论细节，目前这一大的趋势是有目共睹的。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对我们21世纪的中国，对我们过去二十年思想巨变发生重大影响。

当然，海德格尔很大程度上受到胡塞尔的影响；海德格尔在政治上也有丑闻和污点。我不是要为海德格尔辩护，而是继续他对基本疑难的发问，这也包括反思他和纳粹的关系。我想，我们研究海德格尔不是要为海德格尔辩护，说好话；但也不应该满足于去做一个简单的政治评判即从一个旁观者视角去谴责或辩护海德格尔。关键问题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实际上不只是海德格尔，很多欧洲的知识分子都犯过类似的错误。我们应该是通过“海德格尔事件”去拷问整个现代性，包括全部现代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样，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犯过很多错误，比如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曾受到迫害，但迫害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正是知识分子。我们要问的是，这些问题背后它的思想根源是什么？

当你这样发问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海德格尔的某些思路也许会把我们引向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我们不能因为有此危险就忽视了其中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那些对深层渊源处的探问。这些追问可以追溯到整个德国哲学观念论、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些发问会始终激发我们去思考那些关乎人类命运和人类界限的问题，我想这是哲思活动真正要进行的方向。我们学哲学不是简单要去找一个精神导师、找一个信仰、找一个膜拜的神，而是跟随他们思考、学习他们怎样去发问和追问。我想这是我们作为哲学的研究学人应该看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