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2日晚，澳大利亚生态系统与森林科学学院荣誉研究员Elizabeth Summerfield博士，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环境伦理的讲座。

作为历史学者，Summerfield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环境领导者史学（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特别是对澳大利亚George Goyder (1826-1898)和美国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的环境伦理的研究。讲座伊始，Summerfield博士从自己为何投身环境领导者研究的角度切入，在看到2009年2月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森林火灾后，对于喜欢亲近自然的她影响很大，使得她开始关注、思考环境保护问题。从历史角度看，澳大利亚环境伦理的领导者是George Goyder，他是著名的公众服务者，为南澳大利亚做出了很大贡献，如首次阐明在这个最干旱地区的可持续农业的限度，亲身生活在实验性农场，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国家森林Bundaleer。同样，在1871到1875的几年间，澳大利亚围绕土地管理权是出售给私人还是保留给公众，是否应该大规模种树，以及是种欧洲树还是澳大利亚树等问题展开了论辩。

 George Goyder虽然为环境伦理做了很多实际的事，但他鲜有相关论述。与此不同的是，作为另一个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其环境领导者Theodore Roosevelt却著作等身。Roosevelt非常重视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他在1905年建立了美国林业局，挽救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砍伐森林造成的环境破坏，森林面积也从43英亩增加到1.94亿英亩；所有被发现适合农业的土地都开放定居；铁路和其他公司在森林使用权方面受到严格管制。此外，还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51个鸟类保护区和“国家纪念碑”，如缪尔·伍兹（Muir Woods）等。Summerfield博士通过考察两人的事迹和材料后发现，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在自然和人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一种平衡的伦理（an ethic of balance）。

那么，为什么Goyder和Roosevelt是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呢？Summerfield博士回溯到两人的教育背景。投身自然的Goyder从小受父母教育，而他的父母颇受实物教学法的影响，Roosevelt也从小亲近自然界，综合运用头、心和手来学习。这种教育经历是他们关注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因之一。

进而，从环境领导者的角度，Summerfield博士谈到了中国当前倡导的“生态文明”，她认为生态文明是平衡自然与人类的典范。

最后，Summerfield博士就环境伦理与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与听者进行学术交流，学术氛围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