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民主与其他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之间的关系，既存在原则性的区别，也有一些共同点。从规范的要求上说，社会主义民主应该让广大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民主参政议政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包括：选民必须能够自由地、实质性地参与选择，作出决定。一般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应该由党员和民众或其代表从复数候选人中选举产生。提名候选人和选举的过程必须公开、公正、透明，进行广泛的政策辩论，候选人的政见和相关信息充分向公众公开。发展慎议协商民主，以公共理性为标准，通过广泛的协商由党内民主推动全民民主，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慎议民主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超出了不知多少人的预言和想象。社会生活的高度多样化、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民众自主观念的发展，都在召唤着一个并不新鲜和时髦的政治观念——民主。但是，我们在民主政治的理论建设、制度创新和践行上却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一些人往往简单重复经典理论家的一些词句，全然不顾飞速发展的实践本身所提出的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新选择。
中国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在原则上已经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除了少数极端保守派和专制主义者还会公开地抨击民主，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会主张中国需要回到闭关锁国的、落后的专制时代。研究和实践民主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民主是个好东西”，成了家喻户晓的生动表述。然而，一当讨论到具体的理论和制度建设问题，分歧立即就显露出来，这尤其表现在如何界定或规定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内涵，阐述其理论依据和制度属性等方面。我国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每当经济社会发展到达一个新阶段、出现新情况时，相关的讨论和争论就特别活跃和激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通过了一个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决议，这也说明执政党本身的民主是一项必须面对和认真实践的重大的、紧迫的政治任务。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其他形式民主的复杂关系，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促进慎议民主，由党内民主推动全民民主的基本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与其他形式民主之关系
顾名思义，社会主义民主当然是指社会主义体制前提下的民主政治。这里，“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的含义自然标明了它不等同于其他体制下的民主政治，包括资本主义的民主。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也有过明确的论述，这里不必一一引述。
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呢？其主要根据是社会的经济条件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私有制，其经济形式是自由竞争为主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承担主体是统治的阶级和阶层，即所谓资产阶级(但也不能说只是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民主的承担主体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成初期是工人阶级，在比较成熟期则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占主导地位而进入全民民主政治，也就是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去发展全面的民主政治，同时也依据人民主权原则直接参与相当一些政治事务的管理。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从应然角度通过纯粹或典型的形态对两种制度下民主政治的理论表述，还不能说完全是从实然意义上对制度实践进行的描述和概括，因为实际情形要比此复杂得多。
现实社会形态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形，使得我们在论述两种民主政治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复杂性，至少不能停留在纯粹应然规范理论的层面。首先，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虽然以统治的资产阶级为主体，但随着多党竞争制度的广泛开展，加上政党本身阶级成分的复杂化，其民主政治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也并非清一色地只有资产阶级。而且，在中产阶级占社会多数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民主政治的主体也逐渐转向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与阶级分野明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激烈的古典时期的资产者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以今天的英国为例，其中产阶级既包括上层贵族、土地、房产和大中企业的所有者、持股人(当然大资产者不属此列)，也包括以拥有知识和专业技能维生的大学教授、专职律师、政府公务员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还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小企业主、蓝领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等等。加上企业股份社会化导致的产权普遍化的情况，中产阶级构成了今天社会的大多数，而大资产者和无产阶级均属于少数，即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分布状况。虽然社会调查结果表明，自称为中产阶级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差别较大，他们的政治倾向和选择也有相当的差异，但是，他们通过资本主义竞争式民主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和选择，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政府官员的构成、更替及其政策取向上。而轮流执政的保守党和工党的阶级成分也相当复杂，很难绝对地说工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保守党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政党，而只能说，两者均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但也包含其他阶级成分，大概保守党当中大资产者和土地贵族的势力比较强大，而工党当中的中下阶层代表则多一些。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今天的资本主义民主与传统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虽有联系，但已不完全是一回事，而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方面。
其次，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经历了发展的过程，其竞争的手段、方式和形式也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比如公民获得投票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财产限制把无产者、少数民族成员和妇女排除在选举权之外，到今天扩大了的普选权涵盖一切成年公民。当然，不同阶层在政治参与度上仍然存在较大差别，下层人民的投票意愿和参政意识仍然相对较低，但是，其发展趋势也是处于不断加强的过程中。而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也使得传统的弱势群体陆续出现政治活跃分子，比如美国民主党中的黑人总统候选人日益活跃，最终于2008年11月选出了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他的父亲是非洲留美学生，母亲是白人，而他本人则认同于黑人社会，娶黑人妇女为妻，从芝加哥基层通过竞选而担任参议员。奥巴马之所以击败了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而当选，在相当程度上是获得了中下层选民，包括年轻的少数民族和妇女选民的支持。今日民主参政的手段也日益多样，竞争程度日趋激烈，不再是传统的少数上层政治世家和贵族垄断的事业。比如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包括因特网宣传候选人的政见和政绩，在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的竞争中，也常常出现所谓的寻常百姓打败政治大鳄的情况，让人们大感意外。当然，从总体比例上说，一些传统上占据政治优势的家族、阶层的代表在竞选中仍然成功机会较大。
第三，法治、言论自由、多党政治竞争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式、程序和内容也不断扩大和发展，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历史演变形成的现状是，当今世界上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发展在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世界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尽管问题和缺陷仍然很多。其民主政治除了带有阶层代表多样化的特点以外，也受到法治本身的制约。当选的政治人物不能违背法治的原则和制度约束而为所欲为。当然，在所谓多样化的阶级代表性中，大资产者、管理阶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所发生的影响力仍然较大，远高于其人口比例。例如，大的军火商、银行家、企业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仍然相当大。但是，在形式上普选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言论自由和法治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他们操纵一切，随心所欲地干预政治。
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政治体制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其中除了多党竞争的一般民主形式以外，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民主形式，比如，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实施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些福利国家的民主政治形式。这些都属于广义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在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再来看社会主义的民主。就实际的发展状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建成的，这些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较长久，甚至也比较发达，因而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完成清除封建专制残余的任务。加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列宁短暂地领导执政党建立新政权之后，在此后较长时期内由斯大林个人高度专权的统治，形成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地妨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身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状况影响了相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中也包括中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积累的民主政治经验和民主治理的制度基础反而显得比较薄弱。
社会主义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实施的极左政治路线和政策导向妨碍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严酷的历史教训。在二战以后、斯大林逝世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改革倾向的领导人，都曾经提出过发展并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问题，并且进行过改革的尝试。但是，即使在这些所谓“解冻”和“改革”的时期，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在实际的主导型政治统治中，甚至连党内的民主都没有充分实施。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政治决策、动员和治理，而计划经济又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决定权过多地交给政府官员之手，反而妨碍了社会基层民主决策和治理的发展，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主义体制下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并积累经验。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80年代末期先后发生了自下而上的急剧政治变革，政权易帜，执政党大换班。各种政治势力群雄逐鹿，传统受压制的政治势力通过竞选上台执政。苏联也在此大动荡中瓦解，分化成若干个独立国家，剩下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也发生了政治变革。今天从俄罗斯到东欧国家的执政者情况比较复杂，有此前被压制或专政的知识分子和运动领袖，也有以前执政者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当然政党的名称和组成已经与过去的执政党差别很大。各种政治势力重新洗牌、大分化、大改组，通过竞争性选举而取得执政权，以至轮流执政，就成了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当前的政治的常态，与变革前的状况相当地不同。而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巨变的原因相当复杂，但其中相当突出的一条是执政党本身长期维护自身的特权，没有在党内实施比较健全的民主制度，也没有让广大人民参与社会的民主决策，长期积累的不满最终以急剧政治变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早在前苏联东欧实施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执政党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模式，走向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首先在经济上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尤其是允许私营和外资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告别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为社会各方面的经济自由发展培育了土壤，让各阶层民众得以在经济上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来锻炼其自我选择和决策的能力，这就为政治上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的基础。而实际的政治发展则出现过曲折，但基本上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极左政治形态，也结束了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层的统治方式。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然，党内和党外的民主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从前面简略的讨论可以作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关系的如下简要概括：从应然的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比资本主义民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但从实际的发展状况来看，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执政者未能重视发展党内外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民主政治还存在相当多需要改革之处，从而提出了在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提高对此项任务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可谓前无古人。传统的、典型的社会主义体制特征属性已经无法概括今天的中国。首先是经济所有制形式的高度多样化使得社会阶层高度复杂，中产阶级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自从邓小平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执政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传统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模式也无法概括今天中国的状况。无产阶级在缩小(尽管没有消灭)。在一部分国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外，出现了大量私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甚至执政党本身的阶级或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批中产阶级分子、甚至是大企业主加入执政党，党的社会阶级构成不再以无产阶级为主体，而是代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这些阶层的公民几乎都拥有自己的财产（当然其数量差别很大）。这与经典理论家们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设想的社会主义执政党的阶级构成和社会基础差别相当大。如此多样化的社会经济基础需要政治体制相应进行改革，以适应并促进而不是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改革自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现有的执政党就责无旁贷地需要先加强民主改革。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执政党于200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就发展党内民主、并以党内民主来促进全民民主作出了专门的决定，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1]
这一段论述明确指出党内民主的意义所在，它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的基础仍然是党内的民主，否则就与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没有什么区别了。而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同时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其实，当中国在30年前提出重大的政策改变，转向改革开放之时，执政者就一直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30年来，经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相当大，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就显得薄弱。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之初，就作出了相当多的论述。他不是抽象地提出民主概念和原则，而是十分强调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的重要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p333)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是1980年说的，今天仍然很具有启发意义。他甚至把制度比较置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大环境下，指出在民主制度建设的英美等西方国家不会出现斯大林那样的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标：“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这也就是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治目标。[2](p322)他强调“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他认为此事不能拖，“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3](pp176-179)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全面攻坚的时期，中国实际上的经济总量和规模以及在世界上经济中的影响力，虽然仍然不算太高，但与30年前相比，则无疑增大了许多。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惊人的改变，人们要求更积极地管理自身事务、参与公共决策，选择称职的政府官员，民主改革的愿望和需要就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政治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府官员腐败严重，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结，一些公司承办的公共工程中价高质劣，糟***人的钱财。尤其是在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的选择过程中，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任人唯亲，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位的人既无德，又无才，平庸无能，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为人民办事，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正因为如此，中共四中全会决定才强调“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1]从根本上说，用人制度上的腐败是选拔制度不民主造成的，少数人垄断组织大权，以黑箱作业进行干部任命。这种组织弊端正需要建立党内外的民主选拔干部的机制才能予以克服。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可以说，我们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离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各级地方政权的权力还有相当的距离。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花大力气进行民主的制度建设。这里有必要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民主与其他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但也存在一点共同的东西。它不能脱离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而完全另搞一套，否则就很难将其归入民主政治的范畴。这就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把两者相等同显然是片面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只讲原则区别，而不承认共性和相互借鉴的意义和必要性，也同样是片面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各种民主政治的积极成果，而且需要与当今世界的主要民主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交流和对话，相互借鉴，其中包括了解并借鉴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贡献和正反两面经验。
就本来意义而言，民主是指多数人的统治，或叫人民的统治，即一个社会的最终政治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特定人群或人民全体中的多数。就形式而言，民主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前者是指多数直接参与政治决定的制度，后者则是公民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决策的制度。无论是何种形式，民主的实质是让多数人参与政治决定，进行选择。有选择，就有意见的多样性，就需要进行自由的交换和讨论。如果在政治决定之前总是千人一腔，民主本身也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所有政治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意见高度一致。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指出尽量扩大不同意见的范围，使之得到充分表达，才能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正如胡克指出的：“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政府依靠被统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的一种社会。”[4](285) 这里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定义，却需要经验的验证。所谓被统治者自由表达的同意，即意味着不采用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来影响被统治者表明他们的批准或不批准。一个依靠被统治者自由表示同意的政府，是在事实上遵从这种批准或不批准的表示的政府。当人们以选票表示了不批准之后，政府就必须更迭，负责官员就要更换。当然，从经验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是完全达到这一要求的，因而完美的民主制度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民主与专制制度作出原则性的区别。
民主具有一些经验上可检验的特征。尤其是在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人们通常认为民主至少具有三大经验特征：一、定期举行公共权力机构负责人的选举，其结果可实质性（而不是表面上）改变政策及其制订者；二、采用普选方式，即公民一人一票进行的直接选举；三、保障对选举过程具有实质意义的公民自由权利。这三者缺一不可。为了防止少数人的权利有可能在滥用的多数选票中遭受侵犯，宪政主义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保护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宪法和法律必须防止一个社会以多数人的名义随意干涉和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像个人信仰、言论自由和选择生活方式等方面，真正的民主制度设定了不予多数决定的界限。
鉴于这些普遍的民主特性，我们这里可以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选民必须能够自由地、实质性地参与选择，作出决定。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全民的政治选举，投票人都需要在不受压制、干扰的前提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选择，包括对于候选人及其政见和政策主张表示支持、反对或者弃权。没有这样的基本选择权，只有投票的形式而无实质性的选择，那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主要的政治决定已经在事先由少数人作出，投票变成了一种过堂的形式。对于整个政治决定的过程缺少选民及其代表通过选票进行的实质性表达，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而无法实质性地影响或改变政策制定和实施。
正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单个职位都应该是复数候选人。如果各级党内和政府负责人的候选人只是一人，让选民包括党员参与选择就是不现实的。虽然有另选他人的制度规定，但由于被另选的人事先没有参与公开竞争的一系列活动，这些人所得的选票相当零散，不具备政策选择上的竞争性和挑战性。过去，我们的党内外选举往往在正式选举之前先进行所谓的预投票，这种预投票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但由于其公开性和程序上并不够严格，因而往往成了了解选民意愿的一种手段。按照目前通常的民主政治的做法，党内候选人的提名和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提名，一般是自下而上竞选产生的，投票过程都是公开的。开始可能候选人较多，但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一轮乃至几轮投票以后，候选人相对集中，再进行以各政党候选人为主的公开竞争。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之所以尤其重要，乃是因为党内外许多官员的产生，没有经过如此公开竞选的过程，因而党员和选民往往不能实质性地参与官员乃至政策的选择过程。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各级党内和政府内主要负责人直到最高领导人复数候选人的公开竞选，最终由党员和人民实质性地参与政治和政策决定。目前中共中央委员的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的选举，其差额的比例均不到20%，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方面，我国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相当深刻。以文化大革命为例，这是最高领导人及其周围的少数政治人物作出的错误决定，但在当时，中央委员会和常委会都曾经通过了同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整个决定的过程是少数人以个人的权威甚至是强制力量为基础，事先未经党内自由选择的投票，先把刘少奇等大批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然后在他们失去人身自由包括表达自由的前提下强行通过政治决定，投票成了摆设。连这些党内的高官都没有权利公开为自己申辩，或者用宪法来捍卫自己的基本民主权利。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十年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其结束主要不是靠党内公开民主投票，而是其发动者个人自然生命的结束，由具有不同政策导向的新领导人在党内各级官员及民众的舆论支持下进行政策改变，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
二、正由于选民需要有实质性的自由选择，民主制度的过程就必须是公开、公正、透明的，能够就政治和政策进行公开的辩论，让广大选民自由参与。既然民主不只是形式上的投票，而是让民众参与政策的制定，监督政府行为，那就要保证民主制度过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比如要求候选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当选以后的政治行动计划，对选民的承诺，同时也要公布其个人在参与政治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已经取得的政绩，甚至还包括其个人的某些相关状况，比如财产、配偶的情况，因为候选人是公共政治人物，其相关状况的公布有助于选民作出选择和实施监督，更重要的是获得选民的信任。
广大选民拥有知情权，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黑箱作业的最大弊端是少数人从中谋私，背离多数人的意愿。为此，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各种信息公开的制度，以便选民在信息充分表达和流通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选择。目前我国党内外候选人只公布简要的经历，却没有个人公开的政策发布会、表达会或辩论会。其结果是让选民的选择相当盲目。目前基层选民可以直接选举的只是区一级的人民代表，即便如此，许多选民对于本区的候选人相当陌生，既无公开见面会，电视表达会，更无不同候选人之间的公开辩论。他们当选以后，与选民的联系也不密切，许多选民不知道本区的代表是谁，也不知道出现公共管理上的问题时应该找谁来代表自己，为自己争取正当权益。而在相当一些政府机关和单位，领导干部任命前的民意测验基本上由少数组织部门人员秘密进行，没有公开的验票、唱票程序，因而少数办事人员出于上级领导个人意志、与候选人的亲疏关系、甚至个人偏好等多种原因，不客观公正地表达参与测验民众的意愿，甚至擅自改变测验的结果和统计数字，都是可能的。这就大大影响民意测验的真正代表性、真实性和客观性。人们常说，组织上的腐败是危害性最大的腐败，说的就是不公开公正透明的官员任命程序有可能导致的恶果。这也更说明选举过程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三、发展慎议民主，由党内民主推动全民民主。当今世界民主实践，比较成熟的是通过竞选赢得多数选票、从而决定谁来当政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较强，往往是得票刚过半数的人当选，因而虽然反映了多数人的政治选择，但少数人的意志容易在对抗的竞争中被忽视。这是近年慎议(“商谈”)民主理论一再被提出、讨论并尝试实践的重要原因。迄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也需要不断地发扬其长处，同时了解其弱点，予以克服。慎议民主被认为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变体。在纯粹的直接民主概念中，并不存在判断决策过程的评价或鉴定标准。而慎议民主却以“公共理性”为标准，即诉诸公众的普遍理性，突出政治伦理和决策的合理性和公共性，通过公众直接参与商谈和协商来作出合理的政治决定。政治制度要处理的选民的欲望和偏好，通过理性的商谈而得到表达和协调。同时，在公共理性的制约下，人们提议、选择和深究各个选项时，对选项的辩护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一般要求具有普遍性（提议应当是每个人可以接受的）、独立性（辩护不能以诉诸自身利益的形式出现）、透明性（辩护应当以所有人能够理解的方式阐明）、自反性（对辩护的方式本身就可以予以评论）。这些都是政治伦理的道德标准。同时还要求有显著性（人们必须能够看出以此种方式进行公开辩护的意义）和稳定性（公民态度的突然转变不会导致公共政策的前后明显不一）的实践标准。[5]
这些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其慎议的结果要求接近全体一致的同意，这在实际执行起来相当不易。这里之所以提出慎议民主的问题，是为了克服现有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突出强调公众慎议协商，加强政治伦理的因素，以推动民主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看到，在目前世界上后起的民主体制中，政治派别对抗的色彩相当浓厚，重叠共识难以形成，容易陷入派别恶斗而妨碍公共理性的实现，有损于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这就需要志士仁人们依据慎议民主的原则改进民主政治，尽管完全按照慎议民主的标准建立这种民主制度还处于理想状态。因此，前面所说的复数候选人的竞争选举制度可以通过投票前的慎议，几上几下的反复协商予以补充。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和党委成员的候选人几乎全部由组织部门和党委常委提出，如此有限的部门提出的候选人如果再以等额选举，其民主的代表性显然是成问题的。应该通过广泛的慎议和协商，然后再提出合适的候选人，这样的民主选举才更符合公共理性。
现有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长期单一执政党，加上一定方式的多党合作。但是，这些合作政党的规模、活动方式、参与决策的力度与执政党是无法比拟的。目前中国政府的数十个正部级政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中，只有两人不是中共党员，各省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因此，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多党轮流竞选执政的民主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本身的民主建设就尤其显得重要。1980年，中共资深领导人陈云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共执政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和突出问题，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6]党风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党内民主的问题。党内长期一言堂，党委一把手独断专行，作风霸道，显然是不可能让党风端正，领导人民建设好国家的。因此，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集中探讨党的建设，发展党内民主，显然是看到了问题之所在，因而针对性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除了以中国方式进行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以外，也需要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根据中国社会现有的特点和历史传统，从党内民主做起，有序地、合理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既避免巨大的社会动荡，又坚定不移地从党内民主推动全民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会成为可能。执政党的各级干部首先遵守民主原则，党的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候选人在党员当中通过慎议协商和民主竞选产生，可以为全社会的政治民主树立榜样。最终实现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通过慎议协商和民主竞选产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以同样的方式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以及各级司法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才会兴旺发达，真正使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国。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日报2009.9.27.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C]1993.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C]1993.
[4]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5]D’Agostino, F. Free Public Reason: making It Up As We G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陈云.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A].陈云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n Analysis of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about Socialist Democracy
Gu Su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re are principal distinctions but also common elements betwee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other forms of democracy, From normative perspective, socialist democracy should allow vast people to enjoy wider right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ng and arguing about politics. Main principles of socialist democracy includes: voters should be able to make free and essential choice and decision. In general, main officer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t various levels should be selected from plural candidates by party members and voters. The process of nominating and selecting candidates should be open, just and transparent, with wide debate on policies, and publicizing candidates’ political opinion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To develop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ake public reason as criterion, promote people’s democracy by developing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is an important and pressing task for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ocialist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本文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旦资料《政治学》卷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顾肃(1955- )， 男，江苏启东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与法律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