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介康系友简介：顾介康，江苏无锡人，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哲学系前身）。参加工作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曾兼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江苏省经济学会会长、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地方志省志责任副总纂；南京大学、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兼职教授。他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曾参与了省委、省政府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的前期调研论证和方案设计工作，总结了一大批基层和群众创造的典型经验，在省以上报刊（内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70多篇思想评论、近90篇调查报告，主编出版了18部著作。其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2017年4月13日上午9点，我们前往南京鼓楼区西康路采访顾介康系友。初进顾老办公室，映入眼帘的两个画面让我们对这个系友倍感亲切。一个是他正戴着眼镜，双手将报纸拉远，坐在办公椅上看《新华日报》；另一个是顾老的办公桌上放了厚厚的几摞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看到我们进来，顾老与我们亲切地打招呼，他的热情让有些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顾老一直认真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好多问题甚至我们没提，顾老就主动地“抖包袱”了，使人感到亲切随和。
51载悄然逝去：母校深情却终生难忘
李跃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像你这样一位农家子弟能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
顾介康：是的。我是我们村上出的第一个高中生，也是第一个大学生。能读完高中，考上大学，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我的家庭状况十分困难。1959年后连续三年父亲、祖父、小妹相继离世，剩下年仅16岁的我、9岁的弟弟和体弱多病的母亲。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上大学，就连高中都不可能读完。我也不想继续求学，准备回家务农。但是，我母亲虽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却坚持要我上学。她说：“读书，一定要读出头，不能放弃。”现在回想起来，这句最朴实不过的话，却蕴含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深刻道理。没有母亲的坚定支持，我不可能读高中、上大学，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深切体会到，在人世间，母爱是最伟大的，也是我终生难以报答的。当然，更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和资助。我是带着我大姨母卖掉两只戒指凑起来的90元钱、穿着祖父和父亲留下的衣服、背着母亲结婚时的被子走进南大校门的。在学校的费用，靠的是国家发的每月13元助学金。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和资助，我也不能把大学读完。这种恩情也是我终生难以报答的。这种经历，在我心灵深处刻下了“人要懂重感恩”六个大字。
李跃华：当年你为什么选择报考南大哲学专业的呢？
顾介康： 这恐怕是命中注定也是机缘巧合。当年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是不分文理科的，直到高考前复习时才分开的。我本想是报考理工科，后因眼睛色弱，许多专业被限考。班主任老师说，你对理论学习有兴趣，就考哲学专业吧！说起我与哲学的联系，应该从16岁开始。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啃《资本论》了。我报考哲学专业好像真的是命中注定的。
李跃华：南哲5年，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顾介康：首先，当然是难忘师恩。当时，对哲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是全方位的，不仅开设专业课程，还开设理科类的一些课程。拿专业课程来说，林仁栋、陈义梅老师教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李华钰老师教的历史唯物主主义，葛兆伦、金定銮老师教的是政治经济学，夏基松主任、戴文麟老师教的是西方哲学史，王友三、李书有老师教的是中国哲学史，郁慕镛老师教的是逻辑学，马洪武老师教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史，林德宏老师教的是自然辩证法，胡福明老师教的是毛泽东选集，还有经典著作选读，等等。同时，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类的课程。南哲的老师不仅教我们知识，让我们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可以说，老师是德学双馨，学生则知行兼修。这种教风学风，给我一辈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难忘的事情是先后两次参加了当时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次是在淮阴地区涟水县的同兴公社，一次是在南通地区海安县的张郭公社。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搞农村社教是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作为工作队员，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我们对当时苏北农村状况和农民的生活有了深切的了解，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群众观点，也学会了联系群众、同农民打交道的方式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认为获得真理有两条途径，即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当时南大哲学专业教学上，不仅注重教学生懂得书本知识，而且组织学生到农村基层去，引导学生向实践学习，这种教学方法，对现在的哲学教学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还有一个难以忘怀的是同窗5年结下的同学之间的不老之情。5年学习生活，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情谊是十分珍贵的。毕业51年来，我们全班同学已经聚会了3次。虽然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见面时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一起回忆学校时光，一起交流工作的经历，一起畅谈生活的趣事，真是其乐融融啊！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也是家庭最困难的，同学们像大哥大姐一样给了许多关心和帮助，这也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40年从政生涯：居幕后、谋大局
李跃华：你离开学校以后，经历哪些单位，主要从事什么性质的工作？
顾介康：当时南大本科实行五年学制，我从1961年进校，本应在1966年毕业分配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延迟到1967年9月才分配工作。1968年春节后到文化部报到，1969年1月到山东胶县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一年；1970年回文化部后，要求调回江苏，我被安排到淮阴地区革委会组织组（后改为中共淮阴地委组织部）当秘书；1977年12月，调到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后改为研究室），一干就是23年；2000年8月到省委办公厅任专职副秘书长，负责办公厅的日常工作；2003年已到退休年龄，经省委决定、人代会选举，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2008年65岁时才退休。从我的工作简历可以看出，我在党政机关工作40年，一直从事的是政务型秘书的服务工作，到省级机关工作后，服务过六任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政务型秘书的服务工作，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起草文稿，为领导当参谋助手。到省机关工作后，主持了诸如科教兴省、区域共同发展、城市化、新一轮沿江开发、苏中苏北地区第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扬泰分设，新建地级泰州市；淮宿分设，新建地级宿迁市）、对泗洪西南岗连片贫困地区实施整体帮扶的特殊措施等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决策的前期调研论证和方案设计工作；为省委、省政府起草了大量的重要文稿；调查总结了一批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典型经验。应该说，比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的作用，历任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我的工作都是充分肯定的，给予了比较好的评价。
李跃华：你认为要长期从事政务型秘书的服务工作，应具备哪些素质？
顾介康：我们这些政务秘书，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主要的特点是居幕后、谋大局。地位不高，但岗位重要；权力不大，但责任重大；奉命办事，但注重创新。你不是党政领导同志，但你谋划的都是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政策措施。在我们江苏省省委办公厅、研究室系统有两句行话，叫做“关起门来当书记”；“站在参谋长的位置上，思考司令员的作战方略。”政务秘书的主要工作都是幕后做的，报上无名、电视无影、广播无声。在日常工作中还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批评、受得了委屈、忍得住误解。因此，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具备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胸怀全局的宽阔眼界，较高水平的理论素养，调查研究的扎实功底，文字创新的才华灵气，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忠诚”和“奉献”。“忠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忠诚于一级党的组织、忠诚于服务对象的职务，这三者是一致的。至于忠诚于服务对象的职务与忠诚于服务对象个人，在很多情况下应该也可以是一致的。但是，我还是不提倡“忠诚于服务对象个人”的提法，否则很容易使上下级的同志关系滑向人身依附关系，这在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至于讲到“奉献”，是应该无怨无悔的，是不应追求回报的。在政治生活中，不能有私心杂念，一旦有了私心杂念，迟早是要摔跤的。52年党内生活的锻炼使我深刻体会到，政务秘书要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做到“五性”，即政治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彻底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工作上的创造性、作风上的务实性。
近90篇调查报告：坚持唯物论，讲究辩证法
李跃华：从你的履历和工作来看，你对调查研究一定有很深刻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
顾介康：独到见解说不上，正反两方面的体会倒是十分深刻的。可以这样说，我这一辈子与调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淮阴地委组织部工作时，有大半时间在基层调查和蹲点。到省委研究室、办公厅工作后，每年都有三四个月在下面作调查，全省的所有市、县（市）我都跑遍了，许多县（市）去过很多次。到人大工作后，也常抽时间下去调查。2008年退休后，按照当时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每年都主持和组织二三个课题研究和专项调查。所以，有些同志说，“顾介康这个人，对调查研究有‘瘾’”。确实有“瘾”，只要有时间就往下跑，成了一种自觉的习惯。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掌握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概括了五句话：一是识理之途，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二是求实之风，调查研究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之风；三是谋事之基，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基础环节；四是创新之渠，调查研究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路线的重要途径；五是修身之要，调查研究是增长实际知识、坚持群众路线、提高理论素养的重要方法。运用哲学指导调查研究的实践，最重要的是坚持调查的唯物论，保持调查的客观性；讲究研究的辩证法，保持研究的科学性。从而真正做到尊重客观规律，尊重民心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
李跃华：请你谈谈在调查中如何坚持唯物论？
顾介康：调查研究可以分两个环节，一是调查，相当于感于认识阶段；二是研究，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这两个环节是密不可分的，调查中有研究，研究中有调查。调查的任务，是要搜集全面系统、丰富生动、真实可靠的实际材料，它的关键是坚持唯物论，保持客观性。毛泽东同志讲过，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洗刷唯心精神的最好办法。我体会，这是从总体上讲的，就个人而言，并不是你下去调查，就是坚持唯物论的。如果你带着主观框框下去作“筛选式”的调查，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就要，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就弃，这本身就是搞的主观唯心主义那一套。因此在调查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认识路线的区别。我体会，要坚持调查的唯物论，保持调查的客观性，必须做到四条：一是处理好三个关系，在深入上下功夫。从调查的途径来讲，要处理好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的关系；从调查的范围来讲，要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从调查的内容来讲，要处理好定性调查与定量调查的关系。二是要注重“实”、“深”、“全”三个字，在求真上做文章。求实，克服主观性；求深，克服表面性；求全，克服片面性。三是要综合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在讨论上花力气。特别是要掌握开好调查会的本领，把它开成调查者和与会者之间平等地、民主地畅谈真情、讨论问题、交流思想的生动活泼的讨论会。四是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在学习上动脑筋。要放下架子，不做“钦差大臣”；要虚心求救，不要不懂装懂；要善于兼听，不要固执己见。毛泽东同志说过，做调查研究，“要有满腔的热忱，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要有求知的渴望，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过去在学校里谈这段话，总觉这是用来教育人的。经过几十年的调查研究实践，才懂得这确实是当年毛泽东同志自己做调查研究的切身体会。
李跃华：请你再谈谈如何在研究中讲究辩证法，保持研究的科学性？
顾介康：如果说调查要解剖典型多跑路，是一项艰辛的劳动，那么研究要费神费脑，更是一项艰巨的思维创新的过程。怎么把调查得来的全面系统、丰富生动、真实可靠的实际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方针。这就是说，研究要讲究辩证法，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其中有“八个善于”是必须认真把握、努力做到的。这就是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找准研究问题的突破口，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把握矛盾的两重性，善于进行定量分析，善于作逆向思考，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新趋势，善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思考问题。
你们可能已经听出来了，上面讲的调查研究的内容，实际上是讲调查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运用哲学思维指导自己的调查研究实践。陈云同志说，学点哲学，终身受用。这确实是至理名言。学习哲学对我的用处，充分体现在调查研究上，使我养成了科学思维的能力，比较好地做到了尊重客观规律，尊重民心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并从中提出许多对策建议，当好领导同志的参谋助手。同时，在工作之余，对调查研究中得到的材料和认识，作进一步的理性思考，以深化认识，凝练观点。我的许多文章、著作，就是这方面的成果。我自信地说，这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能有这么多研究成果，是不多见的。所以，我建议在校读书的同学们，不管今后做什么工作，一定要努力掌握调查研究这门基本功。
74年人生感悟：人行于世，要学会做人、做学问、做事业
李跃华：顾老，你已七十多岁了，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能否给我们谈谈你的人生感悟？
顾介康：我还够不上“老”这个尊称，而且知浅行短，德薄功微，但人生感悟却也不少，其是最主要的是：人行于世，必须学会“三做”，就是学会做人，学会做学问，学会做事业。
李跃华：先请你谈谈“做人”的感悟。
顾介康：做人是立身之本。从小的家庭教育，学校老师的教诲，参加工作的经历，都告诉我，人行于世，第一位的是要学会做人。70多年的人生感悟告诉我，做人有三个层次的境界、要守住三条底线。第一个境界，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它的底线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第二个境界，是做群众眼中的“好人”，它的底线是遵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第三个境界是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共产党人，它的底线是遵守党纲党章的规定，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达到这第三个境界，是要一辈子努力的。这几年来，江苏落马的高官中，不少是我认识的，有的曾经是我的领导，有的曾经是我的同事，有的曾经是我的朋友，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也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贡献。但后来慢慢变了，一发而不可收，最终落得身陷囹圄、身败名裂的下场。这种教训是十分深刻、十分惨痛，也是令人十分惋惜的。做人，当有“四心”，即忠诚之心、爱人之心、感恩之心、知足之心。人总是在比较中生活的，关键看是你怎么比。在物质利益的追求上，要多与不如自己的人比；在思想境界、工作实绩上要与高于自己的人比。要多用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长处比，这样才能见贤思齐，不断进步；如果用自己的优点与别人的缺点相比，就会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做人，对名权利要看得淡薄一点，不能哗名于众、弄权于朝、贪利于市。而要把自己的名权利融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把追求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融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做人，说到底是要正确处理为公与私的关系，即处理好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利益、个人与组织、集体的利益、个人与家庭、他人利益的关系。有一位革命老前辈说过，党员干部在处理公私关系时表现出五种形态，一是大公无私，二是先公后私，三是公私兼顾，四是先私后公，五是损公肥私，要经常想一想自己处于什么状态，发现偏差，立即纠正。他的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曾自撰了两条“座右铭”，一条是做人要“诚而有智，信必有则，刚亦有道，柔也有骨”。另一条是“办事求实，学春蚕一丝不苟；待人以诚，效红烛终生光明”。多年来，用这两条“座右铭”经常约束、警示自己，对我提高自己做人的修养起了很好的作用。
李跃华：再请你谈谈怎么做学问？
顾介康：做学问是立身之基。我认为，学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专业知识，一是实际本领，二者不可偏废。做学问，当然要在善于学习上下功夫。学习要善于思考。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殆”，这是很有道理的。学习要善于融合，像海绵吸水一样，把各方面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起来，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才能举一反三，厚积薄发。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认真读书。读书有浏览、通读、精读之分，要在精读上下功夫。读书要讲究“沉浮”之理，能“钻”得进去，又能“走”得出来。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意思说读书要揽大端、抓精华，不要孜孜于过度而繁琐的考证。现在把“不求甚解”作为贬义词，这是违背了陶公的原义的。做学问，更重要的是靠实践。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把先人的书本知识和他人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从而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明。也只有通过实践的锻炼，才能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实际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这就是古人之所以强调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
李跃华：那么如何做事业呢？
顾介康：做事业是立身之标，也就是说是人生追求的现实目标，也是一个人做人、做学问结果的具体体现。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点事的，从大处说，是为社会、人民作贡献；从小处说，通过做事业，靠诚实劳动获得正当的报酬，以养家糊口，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加富裕。做事业，首先要选准方向、选准岗位。择业，一要看社会与市场的需求，明确方向、抓住机遇；二要看自身的条件，即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实际能力，选准岗位，勤奋工作。在这一点上，人要有点自知之明。枝桠之材是当不了栋梁的，打板凳的材料是做不成桌子的，但一定要打成一个好板凳。实践反复证明，立长志者成，常立志者废。见异思迁，朝三暮四，是做不成事业的。人与人之间，天赋有高低，知识有厚薄，能力有大小，术业有专攻，业绩有显微，但只要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了心、尽了力、尽了责，就是一个可尊敬的人。
谢谢你们听我唠叨了两个多小时。上面所讲的我几十年来的一些体会和感悟，是很肤浅的。在哲学系的众多系友中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创造了骄人的成绩，我是称不上“优秀”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与现在在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相比，他们的理论功底要比我在读时深厚得许多，知识面要宽得多，掌握的信息要丰富得多，对诸多问题的思考要深刻得多。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只要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敢于创新，善于创业，一定能做出骄人的业绩。现在的南大哲学系，与我当年在读时有了很大的发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系友，感到十分高兴。许多人说，哲学是“玄学”，是少数人搞的学问。其实不然，在我们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哲学问题，每个人也都是按照一定的哲学思维在处人、处事、处世，只是自觉或不自觉罢了。可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这里，我也深切地希望南大哲学系能多培养高素质的哲学专业人才，多创造高质量的哲学研究成果，多总结高水平的哲学教学经验，为坚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新的贡献。
两个小时，一段人生，与其说是访谈，不如说是听故事，听一个南哲人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顾老的人格和学识都让我们由衷的钦佩，也让我们对于哲学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更让我们相信，这个时代，哲学必将大放华彩！（刘洁记录整理）